学术动态“坚持文明执法 遏制刑讯逼供”学术研讨会举行 发表于： 2010-06-24 10:23 点击：1241
来源：东方法眼
一、如何评价遏制刑讯逼供的成效
建国六十多年来，党和政府对待刑讯逼供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，无论从政策上、法律上以及在指导司法实践中，都明确规定“严禁刑讯逼供”，一旦发现就要严肃查 处，并且持续不断地对执法人员进行教育和整顿。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那么，对遏制刑讯逼供的成效究竟应该如何评估？学者和社会公众有着各种不同的评 价：有人认为已经“基本得到了遏制”，有人认为“仍然相当严重”，有人则认为是“愈演愈烈”。于是，老问题又成为新问题。
与会专家谈到：刑讯逼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，发达国家也有类似问题，譬如美国也存在虐囚行为。但应当承认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 还有一定的差距。因此，我们现在找原因也好，找对策也好，首先要把准脉，找出病症，并且弄清楚这个病症的轻重，有哪些表现形式，有哪些特点。只有把这些基 本的情况摸清楚了，才谈得上对症下药，找准对策。 经过热烈的讨论，对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成效与现状的评估，大致达成如下共识：经过60多年的治理整顿，刑讯逼供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，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目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。就实际情况而言，不仅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问题，检察机关以及纪委在“双规”中都存在同类问题。可以说，凡是行使侦查权的单位，在办案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，有的还相当严重。但在不同地区、不同的案件中表现的各不相同。一般而言，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，情况会好一些； 越是性质严重的罪案（例如杀人案件、涉黑案件以及引起公愤的其他案件），发生刑讯的机率就更大一些。此外，各个地区的文化、传统、经济发达程度与发生刑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，在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，发生刑讯的机率会更大一些。有学者指出：当前，刑讯逼供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新变化，值得关注：一是，刑 讯逼供的手段发生变化。过去，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比较多，目前，刑讯逼供越来越向“软性”的方向（即更多地采用不伤及皮肉的精神协迫方式）发展；二是，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多，对本地居民和有背景的人实施刑讯的相对较少。三是，不仅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逼供，而且对证人软硬相逼。四是，在某些听从权力意志侦办 的案件中，刑讯逼供更是不择手段。总之，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仍然处于量变过程中，尚无根本性的改变。尽管非常残忍的，暴力性的刑讯逼供已较为少见，但日以继夜地“突击审讯”和采取精神折磨方式的变相刑讯逼供还大量存在。 学者们指出：即将公布实施的两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直接针对的就是要防止刑讯逼供。要彻底禁绝刑讯逼供是不现实的，关键是如何对其加以遏制。对非法获取的 证据，包括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，必须坚决排除，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越是对付严重的犯罪，越需要强调和注重程序正义，不能因为“打黑”就任意行事。
大家认为，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：一是目前的侦查取证手段还比较单一，不少办案单位仍然停留在“从供到证”的传统侦查模式上，对实物证据的 收集和现场勘验检查能力还比较薄弱，特别在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。二是对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如何使用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，大量普通的刑事案件无法使 用技术手段；即使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证据，对能否用于定案又缺乏明确的规定。三是从立法上看，我国没有证人保护制度，也没有强制证人作证制度。讯问笔录在 法庭上大量使用，但对供述是否出于自愿无法做出判断。四是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刑事政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实践中往往是坦白得不到从宽，抗拒反而逃 脱了应有的惩罚。五是强制措施存在结构性问题，非羁押措施在侦查中发挥不了作用。六是司法人员存在浓郁的口供情节。不仅侦查人员特别重视口供，检察官、法 官同样看重口供。死刑案件如果没有口供，即使客观证据确实充分，法官心理也不踏实。其结果是反过来又促使侦查人员去强迫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。七是录音 录像手段被异化。侦查机关提供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往往只是片段的、有选择的，致使录音录像在遏制刑讯逼供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八是在侦查阶段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障碍重重。加之司法机关对律师的意见不重视，将律师合理建议视为刁难，影响律师作 用的发挥。九是刑讯逼供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当刑事诉讼中诸多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刑讯逼供就再所难免。十是破案的压力。尤其是死刑案件如果不能及时侦 破，方方面面就会议论纷纷，不仅党委和政府有意见，群众也会有强烈反映。对命案应当追求较高的破案率，但“命案必破”的口号并不科学。现实中不科学的考核 指标，促使一些地方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造假案（例如佘详林、赵作海等冤案），无异于逼良为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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